谁是中国宵夜之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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舌尖人生纪录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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宵夜,从来没有追求旷世美味的野心,反而更钟爱在小食材中挖掘大门道。

其实,江湖并不遥远,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每个人都身处江湖之中。导演杜兴在拍完《宵夜江湖2》之后,最大的感受就是——身边有高人,日常有奇迹。

何谓高人?《宵夜江湖2》中的高人是思绪总是很飘忽的王三轮,喝上几口白酒,兴致来了,才愿意给客人炒上一碗猪油渣蛋炒饭;是新宁波人曾师傅,“做梦都能梦见做面”,传承了一碗兴于开埠通商、历经繁荣和战火的老牌牛肉面;是干练又不失优雅的尕嫂子,常年一袭白裙,头戴纱帽,脚踩10厘米“恨天高”穿梭于人群中,被人们称为夜市的“奥黛丽·赫本”。

宵夜,从来没有追求旷世美味的野心,反而更钟爱在小食材中挖掘大门道。有的店家甚至将一些不起眼、不入流的边角料,慢慢雕琢成独家招牌,做出名震一方的绝佳风味。宵夜摊的老板们,靠着半生功力的修为,凭借独门绝佳手艺,虔诚地守护着城市夜晚的一隅。

不得不承认,深夜时分的美食,最抚凡人心。在疲惫和放纵的折中时刻,在日与夜的分界点,人们总是更容易袒露真心。所谓宵夜江湖,宵夜在前,江湖在后,不仅有刺激味蕾的美食,更有诸多江湖气。任凭时代潮起潮落、人生跌宕起伏,宵夜场上的江湖儿女,都守着自己内心的宇宙。

在纪录片《宵夜江湖2》中,杜兴率领的摄制组,将镜头对准城市中一个个具象的面孔,记录下夜幕里的形形色色,看食客们如何在深夜推杯换盏、嬉笑怒骂,亦看摊贩们如何玩转配料、拿捏火候。

一个个宵夜摊,无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、最为确定的存在。夜幕降临,城市里有些地方暗下去,有些地方亮起来,烟火人间的故事,便从此刻正式开启。

开拍之前,杜兴和他的团队曾试图做一些构想,甚至想通过某些拍摄手法来塑造一些故事情节,然而,等真正开拍才发现,扑面而来的市井气和江湖气无须雕琢,他们要做的,无非是尽可能准确地捕捉这些时刻。宵夜是一场江湖,在此处,人们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彼此的处境、看见彼此的生活。

在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看来,每座城市都有其空间和时间的记忆,而食物,无疑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口述史。他说:“《宵夜江湖2》这部纪录片,瞄准的是美食背后的引申意味——食物从何而来、因何而起?人们因何而聚,又因何而散?本质上是在讲述城市里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,记录一个个极为寻常却又极为动人的日子。”

深夜里,泛着点点亮光的宵夜摊,仿佛突然间拥有了某种历史纵深感。嬉闹的人群左右,似有蜿蜒的岁月长河流过。作家奈保尔在《大河湾》中的一段话,用来形容此处亦显得妥当——“浑浊的大河奔腾不息,周遭发生着一些平淡的事件,各民族混居在一起,这一切早晚会滋生出伟大的东西。”

一、江湖人有自己的宇宙

正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不同的城市,有不同的性格底色。而宵夜文化,最能体现“各美其美”的城市特色。

透过《宵夜江湖2》,我们能看到在三江汇流之地、大佛坐镇千年的乐山,人们用一根竹签打开了一个沸腾的宇宙;

地处热带的西双版纳,人们在繁茂的植物和澎湃的热情的加持下,用充满野性与不羁的方式来烹调;

素有“不夜城”之称的长沙,用豪爽的性格和酣畅淋漓的热辣,在深夜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美食诱惑;

地处交通要塞、自古而今迎来送往的兰州,用结实的牛肉、羊肉和筋道的拉面为人们洗去一天的风尘;

而到了因漕运而兴的天津,人们则喜欢怀旧,在“老味儿”中寻找安宁,用幽默乐观的天性化解生活里的不顺,常挂在嘴边的,是那句“嘛钱不钱的,乐呵乐呵得了”。

在周逵看来,当下,人们总是动不动就“破防”,却很少能真正对他人产生共情。而透过《宵夜江湖2》当中热气腾腾的生活、不同城市中的市井百态,人们总是很容易代入自身的处境。

“江湖在中国人的道统里,一直是想象中的神隐。其实江湖历来都是一种逃离,所谓金庸的江湖,也不过是武侠人避世的场所。而夜晚的宵夜摊,无疑是每一个忙碌辛苦之人的避风港,不用多说,简单几个镜头,人们便懂其中滋味。”周逵说。

即便已经在兰州生活了很多年,每当在夜晚走上兰州街头,作家韩松落仍忍不住感慨兰州人的宵夜文化。他说:“兰州的夜生活特别丰富,经常到了晚上10点,人们刚穿好衣服走出家门。夜里一两点,夜市上依然人头攒动,不少人正喝在兴头上。”

作为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,兰州的命运是与铁轨共振的,火车不仅拉来了物资,还拉来了工人,拉来了大量想进城并在城市讨生活的人。这些人进不了工厂工作,便索性支起一个个流动的摊铺,做些小生意,用兰州话来讲,“只要能下苦,总能赚到钱”。

韩松落打从心底尊重这些靠付出辛苦劳动努力生活的人。

“这些摊贩有着十足的生存智慧,他们每天的生活都要面临很多挑战,除了起早贪黑、应对酷暑寒冬,还要学着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倘若让我来做这件事,肯定是搞不定的,但他们可以。一旦能游刃有余地应对生活里的诸多困难,人们便会生出一种莫大的自信,这种自信无关财富,而是不管生活给我什么样的考验,都可以很从容。”

在兰州,人们用“攒劲”来赞美食物、赞美生活,一个个攒劲的人,创造出攒劲的味道,过上攒劲的生活,这便是生活的真谛。有了攒劲的底气,即便生活里有不安,人们的内心也是踏实和稳当的。

周逵对乐山宵夜摊上用猪油渣炒饭的王三轮印象深刻,老板随性率真的活法打动了他。去王三轮店里就餐,如同回家吃饭,没有一丁点客套寒暄,老板凭着当天的心情,高兴了才炒一碗蛋炒饭,随后端上桌,看着客人吃,边看边问:“怎么样?香不香?”但越是那种漫不经心,越值得咂摸和回味。

“王三轮身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尊严感,不管对方身份地位如何,他都能做到宠辱不惊、从容不迫。那句话怎么说?无所畏则无所惧,生活里的大风大浪他都经历过了,已经没有什么再值得害怕的了,他不需要通过一碗蛋炒饭来讨好谁、来改变他的命运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一碗猪油渣蛋炒饭。”周逵说。

纪录片里,王三轮时常处于一种抽离状态,眼睛不时眨巴两下,可一旦喝起酒来又十分豪迈。杜兴形容王三轮是“老朋克”,他在用朋克的活法,抵御无穷无尽的“生死疲劳”。

毋庸置疑,熟悉的东西才会让人们有安全感。某些地方一旦成为熟悉的公共空间,老板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,便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,人们之前常提到人类学家项飙提到的“附近”,其实这些摊贩,便是我们生活里最大的“附近”。

采访过程中,杜兴提到他常去的一家理发店,店面在一个胡同里,经常来店里理发的,几乎都是附近熟悉的面孔。老板叫勇哥,10年前理发,价格15元,近2年物价上涨,也只涨到20元,相较于北京其他理发店,勇哥的定价,绝对称得上良心。

勇哥为人实在,夫妻二人从河北来到北京打工,合力经营一家理发店。熟悉之后,勇哥劝杜兴不要买太贵的洗发水,染发也没必要用太贵的染发膏。每隔一段时间,杜兴就想到勇哥的理发店坐坐,修剪一下头发,再同他聊聊天。

“那里不是提供一次性生意的地方,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场域,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处存在,这些地方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宇宙,当自己的宇宙足够坚固,人们便不容易被其他事情侵扰。”杜兴说。

当然了,勇哥也有属于自己的宇宙。一次,杜兴夜里去勇哥的理发店,看见他正在屋子里捣鼓木雕,问及此事,勇哥显得十分羞涩,说他不理发的时候就雕雕木头,这是他生活里最大的爱好。

勇哥在生活中喜欢木雕,同乐山喜欢画画的麻辣烫摊主熊华峰一手握住画笔、一手调配油碟的感觉如出一辙。于熊华峰而言,调配蘸碟,如同在味蕾上作画,用辣与麻构建大的轮廓,再用精细的配料勾勒、点染。在天津,曾得过《街头霸王2》全国线上比赛冠军、从5岁开始一款游戏打了30年的海鲜店老板小涛,更是将街霸游戏机搬进了店里。

对小涛而言,炒海鲜跟打游戏是一样的,烹制的过程便如同游戏中的出击,讲究的就是节奏感,动作要快,才能让对方迅速“掉血”。放在烹饪上,也是一样的道理,节奏稍微慢一点,味道就差点意思。虽然小涛嘴上说“做饭也就那么回事,还是游戏有意思”,可每当鲜香满溢的香辣蟹出锅,他看上去总是一脸兴奋,这种兴奋感,与一拳KO敌人的爽感并无二致。

二、大时代下的小人物

杜兴的过往经历十分丰富,他曾在湖北省黄冈中学担任过几年老师,之后来到北京,从事深度报道和杂志采编工作,后来又参与央视纪录片撰稿和编导,拍过DV作品,当过策展人。中间有几年,他还打理过一家咖啡店,直到现在都有人调侃他为“厅长”,“咖啡厅”的“厅”。从2012年起,杜兴全职做纪录片,8年之后,他创办了拾级工作室。

杜兴的好奇心极强,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,因此他主创的纪录片的面向十分丰富,不仅有食物,还有文物与动物,但一以贯之的是他对大时代下小人物命运的关注。杜兴特别赞同导演姜文那句“拍片就是请客吃饭”,他要求自己每次都要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好的东西,且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审美。

杜兴对自己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每次拍片都要尝试一些有把握的冒险,这听上去似乎有些相悖,但从创作上来讲,这便意味着在每次做好充足的准备的基础上,做一些新鲜的尝试,即便某些点会“不讨部分观众喜欢”,他也仍会选择冒这个险。

周逵曾与杜兴有过合作,比较了解后者的创作风格,他说:“杜兴总会构建一个历史的时空坐标轴,而且一定会强调一个人如何面对困境、如何完成挑战,哪怕这个人是带有一些争议性的,他也会呈现出来。

他的片子里很少有脸谱化的东西,这就像罗兰·巴特曾提出的‘刺点’,‘刺点’是一张照片中被人忽略,却能在一个主体身上唤醒特殊的审美感知的元素。而现在很多创作没有‘刺点’,只有一个个光滑的‘展面’。”

曾写下《人民的饮食》的作家朱学东,看过此片后形容:“这部纪录片,除了美食和食材的命运,更有人的命运、抗拒命运的挣扎。……他们用自己的才智、勤劳、努力、善良,自我拯救。这就是中国人的黄老之术,现代社会的自由市场下的日常生活。奋斗就有希望、充满烟火气,这才是人世间真正的希望和美食。”

四川乐山的矿机厂烧烤,位于峨眉山脚下的老旧社区,这里独特的烧烤风味,由一群国企改制后的老工人造就而成。

直到如今,他们仍保持着工人的坚韧和体面,曾经操作机器的手容不得差错,每个肉串的大小与形状,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,只有这样,肉串才有资格被送上烤架。从某种层面来讲,他们仍是一板一眼的生产标兵。

“这群烧烤师傅身上有着工人特有的体面与严谨,我想,当地人喜欢他们的烧烤,首先就是认可了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符号,对他们怀有敬意。这些人心中一定有一套自洽的价值标准,不管外界如何变化,他们都能守住自己的内心。”周逵说。

在呼啸而来的社交媒体时代,矿机厂烧烤曾一度在网络出圈,直至红遍整个西南地区,来吃宵夜的食客络绎不绝。曾经车间里的工人们,用裹着诱人香料的烧烤,在宵夜摊前重振旗鼓。即便现在,生意不复往昔那般红火,他们的内心也依然笃定。

在天津,开马路砂锅店的二哥亦是如此。年轻时,他嫌弃父亲是个酒鬼,父亲则嫌弃他整日游手好闲。父亲生病后,二哥收起玩心,接手了家里的店铺,天天围着一锅汤,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课就是熬一熬自家的老汤,这是他在20多岁时从未经历过的事情。这锅汤把二哥的性子熬慢了,二哥也把汤中的滋味熬出来了,彼此互相成就。二哥说:“之前是不想长大,现在是不得不长大,生命是一个轮回,现在该轮到我照顾父亲了。”

当然了,要想生意做得好,商家难免会有精明的一面,但他们在精明之外仍抱有率真。周逵说:“有的创作者喜欢把善良的劳动人民拍得无比质朴,似乎只有质朴才称得上善良,与此同时,在贴上‘善良’标签之后,又反过来要求他们必须质朴,这似乎变成了一种道德绑架。实际上,在夜市,人们总是要靠一点精明,甚至可以说是强悍,才撑得下去,我们没权要求任何一个善良的劳动人民,必须以老实人的形象示人。”

拍摄《宵夜江湖1》时,杜兴曾将镜头投向自己的家乡湖北,拍摄了一个彪悍的武汉婆婆。婆婆的老公特别喜欢霍元甲,摊铺便以“霍元甲”来命名。老公死后,婆婆一个人坚守着宵夜摊,即便已经年过六旬,买菜、烤制、待客、收钱等工作仍被她一人包揽。婆婆的脾气十分火暴,然而彪悍的外表之下,藏着的是不轻易示人的坚韧与要强,婆婆颇为自豪地说:“我就是一个万里长城永不倒的人。”

拍摄间隙,杜兴回到老家,跟母亲聊及此事,母亲说:“婆婆后来是不是把周围的人治得服服帖帖,还跟社区里的人关系相处得很融洽?”杜兴问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母亲说:“这有啥,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,这婆婆一听就是明白人,有应对生活的智慧。”

在古代,宵夜曾被称为“消夜”,大有用美食消磨漫漫长夜的意味。

对此,曾在新疆生活过的韩松落颇有感触:“新疆的夜晚十分漫长,人们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消磨,而住的地方又离得很远,见上一面着实不容易。

因此,晚上见面后,人们总要尽可能多地聚在一起,漫漫长夜,靠载歌载舞打发时间。我觉得‘消夜’一词特别珍贵,在这个人人都脚步匆匆的时代,大家还能聚在一起消磨时间,多难得啊。”

曾是媒体人的杜兴,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。彼时做记者的他,要在每周固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稿件,凌晨交完稿,他和同事相约喝酒撸串,时常会遇到同样刚交完稿的同行们。

“那时正值媒体的黄金时期,每到交稿日的夜晚,簋街、后海乌压压一片,全是刚交完稿、一身轻松的媒体人,大家举杯畅聊,别提多高兴了。”杜兴说。